三年前经历锅炉房爆炸后，66岁的刘金生肢体残疾，常年卧床，整整三年没洗过澡。他在助浴师的帮助下，躺在浴床上美美地搓洗了一次。那天下午，他睡了好一会儿，醒来后精神头特足。

　　人挤人的门诊大厅里，陈桂枝说一口难懂的山东方言，拽着丈夫的胳膊，茫然地张望。两个老人将厚厚一叠病例资料交到陪诊师手里，后者利落地穿过人群，排队、取号，招呼着两个老人，陪他们完成了此次看诊。

　　88岁的王美云因为腰间盘突出要靠一根绳子起床，她在自己最熟悉的家中，反复跌倒。做适老化改造的介助咨询师带来了不同功能的扶手。这些器具将帮助她抵抗因衰老导致的身体功能的退化，让她可以安稳地在房间里行走。

　　助浴、陪诊、适老化改造，这些都是近几年新兴的养老产业。

　　从事适老化改造的贾秋然，她的身份是介助咨询师。2018年，她大学毕业找工作时，学校整场招聘会被养老院占领，养老公司只占了百分之二三。很长一段时间，她向身边的人介绍自己的工作，对方连什么是适老化都不知道，“从第三年开始，情况变了，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工作了。”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王保林持续关注着养老产业。他发现，从前，多子女家庭多数能在家庭内部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现在，第一批独生子女的父母步入老年，养老模式发生显著变化，市场化养老正在成为政府养老的有效补充。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总说的老年人不愿花钱、舍不得花钱的现象也发生了变化。王保林说，对市场化的养老产业来说，政府应当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政策倾斜，让从业者获得更多尊重，让企业赚到钱，活下去。

　　洗澡这件“小事”

　　3月8日下午，66岁的刘金生躺在“床”上，洗了个澡。

　　当天最高气温18℃，怕他着凉，屋里仍开着空调暖风。老伴郑阿姨俯身在他耳边，“我们要洗个澡，好舒服啊。”听到“洗个澡”，刘金生的腿，在被窝里晃荡。

　　两名助浴师分工明确，一人给老人量血压，一人在操控洗澡机，用手背试水温。移动洗澡机可储存25升水，水温最终定格在33℃。两次翻身后，刘金生躺在浴床上，充气泵噗噗往里打气。助浴师先用水冲了冲刘金生的脚，他两只手抱在脑后，托着脑袋，打了个哈欠。

　　三年前一次锅炉房的意外爆炸，带走了刘金生的神智，留下了残缺的左腿和左手。用郑阿姨的话说，“智商同三四个月大的孩子差不多。”

　　整整三年，他都没再洗过澡。夏天，郑阿姨一天帮他擦两遍身子。冬天，隔天擦一次。不光费劲，身上还是有股味道。周末孩子回家帮忙，在子女面前赤身，他先是笑，然后用手推开表示拒绝。

　　助浴师第一次上门。刚放下浴床，刘金生就拽着老伴，以为又来了120急救人员。郑阿姨说，“这次不去医院，他们来给你洗澡。”他不信，瞅着助浴师。等淋浴头喷出水，他伸手竖了个大拇指。

　　皮肤表面形成了油脂，毛巾搓在身上打滑。搓了一阵，水才变得浑浊。对刘金生来说，这洗的不是澡，是尊严。郑阿姨问他，“洗澡你开心吗？”他点点头。那天下午，他睡了好一会儿，醒来后精神头特足。

　　据助浴团队业务负责人房亚娜介绍，像刘金生这样的老人，每年团队要服务四五千人次，忙的时候一天就有一二十单。服务对象有退役飞行员，也有退休工人。有的住在排屋，还有的住在二环小平房。不管年轻时从事什么工作，家庭条件如何，卧床后如何洗澡，是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

　　2013年，团队创始人张国庆开始接触老年用品。他把目光瞄向了“洗澡”这件事。

　　张国庆的父亲，卧床四年多。一到冬天，炉火烧得旺，他把父亲抱到竹椅子上，底下铺块塑料布。水壶里灌上几壶热水，从头到脚冲洗几遍。但这不仅不方便，还怕摔着碰着，一个月只洗一回。

　　张国庆提出了“躺在床上把澡洗了”的想法，他很笃定，年轻人一个礼拜不洗澡都浑身难受，更何况失能的老人？洗澡这件小事，在衰老后变得奢侈。他抛下一句话：“我们这个社会，一定非常需要能帮老人洗澡的产品。”

　　2015年，张国庆成功研发助浴产品。一个充气的浴床，旁边还搁着洗澡机，带着它上展会，人们以为是给女同志做美容的。在社区做地推，大爷大妈看着易拉宝上的“助浴”二字，误认为卖的是按摩精油。不管有多少误会，张国庆不厌其烦地解释：这款产品是干什么的，怎么用。

　　2016年6月，张国庆在上海参加展会。一位70多岁的老人问他，“你的产品什么时候出来的？”张国庆说，去年就有了。老人含泪说，90多岁的母亲生前提了最后一个要求，“我想干干净净地走。”他在母亲面前落泪，“妈，你提别的要求都可以，但我怎么给你洗啊？”老人摇摇头，“如果当时能给母亲洗一次澡，我都觉得特别值。”

　　根据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2016年共同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约有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8.3%。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有更多失能和半失能老人。

　　统计数字之外，房亚娜见过这些老人洗完澡的样子。

　　有位大爷预约助浴服务后，挨个打电话给所有孩子，“这么多年没洗上澡，明天终于有人给我洗澡了，你们过来看。”有个来北京治疗癌症的阿姨，几个月没洗头，头发粘在一块儿，洗完头后，发丝顺滑飘着香，一个劲摸着自己头发。

　　3月8日这天，助浴师给刘金生洗完澡，额头上淌下汗。

　　换上干净衣服，刘金生露出了笑。老伴在边上提醒他，谢谢他们。刘金生似乎想从床上起来，但脑袋还是没能离开枕头。他抱拳作了个揖，向助浴师挥了挥手。

　　陪老人看诊

　　3月8日上午8点钟，60多岁的陈桂枝和吴广进拖着一只落满了灰的黑皮行李箱走进了同仁医院的门诊大厅。头天下午，他们坐高铁从山东烟台抵京，老两口用不惯智能手机，票是女儿买的。

　　陈桂枝患上了白内障，视力在一点点消失，烟台的医生因为风险太大拒绝为他们手术，这次来京，他们想要个最终的诊断。

　　这已经不是陈桂枝和吴广进头一次为了看病进京，3月3日，他们抢到专家号，也是拖着行李从烟台来到医院，当天的检查没有做完，医生为他们在3月8日加了个号。

　　老两口上一回来北京就诊，陪诊的就是王璇，女儿的孩子刚刚出生，没办法亲自陪同，就在网上找了陪诊服务。

　　门诊大厅里人声鼎沸，今年44岁的王璇利落地穿过人群，排队、取号，招呼着两个老人，直奔三楼的检查室。陈桂枝说一口山东方言，拽着吴广进的胳膊，两个老人将厚厚一叠病例资料交到王璇手里，一步不离地紧跟着王璇。

　　近一个小时后，做完检查，王璇又带着两个老人赶到一条街相隔的东院区，挂完号，在等待区的椅子上坐定，她的额头上已经沁出了一层薄汗。吴广进从保温杯里倒出一小杯水，陈桂枝递给王璇，要她先喝。

　　三层眼科门诊的候诊大厅里不剩几个空座，陈桂枝和吴广进分散在相隔很远的座位上，吴广进不时走到王璇面前，语气从请求变成焦急，“你去看一看，怎么还没有轮到我们？”

　　医院里到处是无处安放焦虑的人，刚入行半年的王璇已经习惯了客户们的情绪索求，她明白，陪诊师的工作不仅是在求医流程上提供便利，也是为了安抚老人们病痛中焦灼的内心。

　　显示屏上的号码叫到30，陈桂枝的号排在70，王璇站起身来，陪吴广进到诊室门口看一眼。

　　对王璇来说，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在等待，为了保护客户的隐私，她鲜少主动与患者闲聊，在做陪诊师之前，她做了许多年的家庭主妇，去年11月，她在社交平台上刷到陪诊师的招募信息，“觉得这份工作好上手，还不用坐班”，没有太多犹豫，她入职上岗了。

　　但实际上，陪诊师要比她想象得辛苦一些，每去一家不那么熟悉的医院，她都要提前半小时到，熟悉流程，甚至提前将路线走一遍。

　　陈桂枝的问诊结果不佳，手术的风险太大，除了保守治疗之外，几乎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在医院的走廊上，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王璇拍着她的背，细声安慰着。

　　已经见多了这样的场面，王璇不让自己投入太多的感情，“不然太消耗了”，她将情感与工作分割开，要求自己用一种职业化的方式来对待这份工作。

　　陪诊师团队创始人苏明薇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前来寻求陪诊业务的，多是外地进京的老年人，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在本地的医院里问诊过了，来京看病，是希望获得更多机会的可能，但有些时候，北京的医院也对疾病束手无策，“把感情从工作中分割出来是很难的，这是一份需要消耗大量情绪的工作。”

　　苏明薇自认为拥有极强的同理心，一次，她生病时，丈夫在外地出差，父母又在照顾年幼的孩子，她不得不一个人到医院看诊，孤独无助的感受令她难以忘怀，在自助取号机前，她也目睹了老人面对智能设备窘迫的场面。

　　苏明薇有了做陪诊师的想法，那时，她已经开始在养老方向创业的尝试，但投入大，收益少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她，陪诊师的项目很好地满足了她的需求，在盈利之外，她认为，这是许多老年人真正需要的服务。

　　2021年，苏明薇开始自己做陪诊师。最初，有人在线上咨询很久，却撂下一句，“你是骗子吧？”

　　在苏明薇的印象中，2021年也是陪诊师井喷的一年，这两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独立个人之外，许多品牌和公司涌现，“但随着从业者越来越多，这个行业也是鱼龙混杂”，苏明薇遇到过自称陪诊师却最终将本打算在公立医院看病的患者带进私立医院的同行。

　　但实际上，陪诊师作为一个新兴职业，尚未有清晰的行业准入门槛及市场监管，苏明薇说，“无论是民政还是人社部门，都没有对陪诊师做规范化的要求”，苏明薇的公司在申请营业执照时把经营范围定在了健康管理和居家养老服务上，“因为陪诊师确实没有什么资质或者营业范围。”

　　但近几年，行业也被更多人看见，客户们对他们的信任蔓延到医院之外，“来北京如何住宿，有什么好玩的景点，这些都会有客户咨询。”

　　没能求到良方，陈桂枝和吴广进准备乘坐当天的高铁返回烟台，王璇将他们送到通往地铁口的天桥上，老两口想邀王璇一起吃个午饭，王璇摆手婉拒了。她看着挽手上天桥的两个老人，给他们的女儿去了一通电话，内容是：已经抵达地铁站，两人一切平安。

　　把养老院搬回家

　　曾经，88岁的王美云要靠一根绳子起床。

　　床是旧式的，四角都立有一根圆柱，她在床尾靠外侧的柱子上绑了一根绳子，绳子不够长，又接上了一截旧床单。起床时，王美云将旧床单在手上绕两圈，接着“像拔河一样”，使出全身力气，先“拉”起上身，然后慢慢挪动上身，双手掰着腿，放在地上，双脚落地后，拿起身边的拐杖，这才完成“起床”。

　　因为患有腰间盘突出，王美云走路颤颤巍巍，必须靠拐棍。滑倒是常有的事情，最严重的一次，骨裂，在床上躺了四个月才缓过来。为此，她在家里的地板上铺满了泡沫板，至少跌倒了能起个缓冲的作用。

　　介助咨询师贾秋然还记得，她第一次上门为王美云做前期评估时，老人摆手说，不用，自己拽着绳子，扶着墙就挺好的。“助老改装的费用由老人所在的社区出，但是老人依然不愿意。”

　　贾秋然拿出专业的床边扶手说，要不然您试试这个，合适就留下来，不合适我们再带走，“她尝试扶着，觉得确实有用，同意我们安装了。”

　　那次改造中，王美云的家中除了装上床边扶手，还在家中的过道中装了8米长的扶手，配了洗澡椅，“基本上是在不改变家庭装修的情况下，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居住环境，解决老人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家助老公司的创始人鄂俊宇也是在自己的母亲摔倒后，才开始了解“居家适老化”。2013年，鄂俊宇的母亲因为得过轻微中风，身体协调能力比较差，洗澡时，一个没注意，摔了。

　　此前，鄂俊宇一直从事房地产行业，他更加意识到，我国过去在住宅建设过程中，普遍缺乏适老化设计与配置，当老龄化日益严重，家庭越来越不适老。

　　一些房屋设计甚至还在无形中为老年人的生活增加了障碍，比如一些房子装修时为了美观，划分区域，会在客厅和餐厅之间建一个台阶，这就增加了老年人跌倒的风险。

　　鄂俊宇曾经建议母亲去养老院，老人拒绝了，“她希望在自己最熟悉的家里和家人一起生活。”老人不愿意离开家，这个家又充满了风险，鄂俊宇就想，怎么把养老院搬回家，把家变成一个适合老年人生活的环境。

　　当时，鄂俊宇没有在国内找到适合的适老化产品，他到日本转了一圈后，发现国际上适老化产品有六七万种。回来后，他为自己的父母家装了防滑地板、洗澡椅，也计划将这些产品引入国内。

　　长期关注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研究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燕珉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适老化改造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老年人的跌倒。

　　2019年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跌倒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致死的首因。一项发表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的研究调查了2015年到2018年超过20万位摔倒老人的数据，发现老人摔倒有56.41%发生在家中。

　　在中国，多数老人选择居家养老。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发布会中介绍，我国老年人大多数都在居家和社区养老，形成“9037”的格局，即90%左右的老年人在居家养老，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

　　早在2016年，北京就开始以政府采购的方式，对经济困难老人家庭开展适老化改造。

　　劲松街道磨房北里社区党委副书记路银铃第一次接触适老化改造是在2019年。她还记得当时一户老人家，进入卫生间要迈很高的一个台阶，老人的膝盖不太好，每次去洗手间都要抓着洗手池边，慢慢走。后来在洗手间门口装了一个斜坡，马桶边安了一个折叠扶手，“看起来简单的器具，但是对老人的帮助特别大，老人特别开心。”

　　之后，向市场化助老公司购买服务，进行适老化改造成为每年磨北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项目之一。

　　贾秋然也参与过劲松街道的适老化改造工作，她记得一对七十多岁的夫妇家中，卫生间门口的台阶有十几厘米高，上了台阶是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只有一个蹲便，进去后，需要转身后再蹲下。“老小区，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老小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光线暗。贾秋然遇到过一位独居的老人，客厅没有采光，走廊细长，屋内的灯光非常昏暗。老人视力也不太好，因为看不清，她将自己“困”在卧室，每天用看电视打发时间。他们为老人换了灯，又在房间内适当的位置安了扶手。回访时，贾秋然发现，老人的精气神已经变了，还专门带他们看了自己新种的花，绿色的，还未绽开。

　　贾秋然跟着自己的姥姥、姥爷长大，姥爷做了一辈子的农民，田间的劳作压弯了他的腰，“像虾米一样”。她记得姥爷常年睡觉时是侧躺着的，起床时，一只手抓着床沿，另一只手的手肘撑在床上，慢慢地将整个上身撑起，同时要小心隆起的后背不碰到墙，“整个过程非常慢”。那时候，年纪还小的贾秋然不明白，为什么姥爷起床要这么久。

　　她在村子里，看到过很多像姥姥、姥爷一样的老人，一辈子都在劳作。也因此，贾秋然大学选择读老年康复与管理专业，“很多老人一辈子过得够难的了，等到老了应该享福了。他们的身体变差了，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更好地度过晚年。”